湖北空管分局气象人员受邀赴华北空管交流趋势预报经验

换言之，法律教义学的三项研究涉及至少三个不同的向度（领域），即描述-经验向度、逻辑-分析向度和规范-实践向度，［60］而这三个向度又分属于法社会学、法学理论和法哲学的三个研究方向。

中国人权研究会组团出访过程中，国外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评价还是很高的，普遍觉得中国的人权保障进步很大。什么叫软法？什么叫硬法？软法、硬法是两类相对应的规范。

公权力和公民个人这两者的力量很不平衡，一个非常强势，另一个弱势，对弱势方一定要激励，多给一些有利的条件。我们讲人权，强调保护个人权利，既要靠个人的努力又要靠公共权力的保护，不能把它们完全对立起来。这一系列软法性质文件的出台及随后的相应措施，对于完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实施等起到了积极作用，完善了党的制度建设，对于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人民团体等加强法治机制建设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另一种意见是重新划分审判管辖区域，打破原先按行政区域来划分法院管辖的做法，淡化法院的行政色彩，甚至建议跨区、县设置行政法院。这本书里面主要解决了什么问题呢？一是尝试着以司法审查为核心来构造一个新的符合我国实际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

个别地方甚至还很尖锐，个人和公权力之间闹得很凶，有时还出现人员伤亡。但是普及性、宣传性的东西多一些，谈得不够深刻。谢鹏程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提出了部类法结构。

在2004年的那场争论中，双方各给对方一个可以说影响至今的建议，也形成了学术领地与学术逻辑的冲突。同理，社会法作为一个广义法律门类也应有一个统一的理由。保护弱者的理论逻辑让一些人感到不舒服。我国的经济法保留着某种历史痕迹，范围比多数国家的经济法大。

从狭义法典的视角来观察，法律部门是运用特殊调整方法调整一定种类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笔者认为，学术逻辑有其自身的张力，完全没有必要从学术领地的观念出发，削足适履。

在契约关系中当事人都是自己的立法者，因而被认为最能体现个人的独立人格。（二）国内立法例中的法律部门与法律门类 全国人大关于法律部门、法律门类的表述是：构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标志是：第一，涵盖各个方面的法律部门（或法律门类）应当齐全。另一方面也指出社会法可以从部分社会的研究转向全体社会的研究，以扩大研究范围。学术领地的思维依赖国家划界，强调公权扩张是必然的归宿。

这两个方面的综合作用使我国社会法的当前状况呈现出与早期经济法学理论相类似的特点，按冯先生的说法这是自家地，别人果。这一结论还可以从冯先生的其他表述中得到证实，与劳动法属于社会法相并列的提法是民法、商法为私法，[5]在用语中，民法、商法是一个可以和私法互换的同义词，民法是法律部门，私法是法域，民法被私法所包含。[9]我国主张中义社会法的一些学者以为括号中法律门类的内容是可以省略的，因而通过对包括冯氏表述在内的广义社会法观点的批评来表示社会法的概念则宜在中义层面上求同存异、传播使用。处于弱势一方的当事人对于已经规格化、定型化的标准合同文本，往往只能做出完全接受或者完全拒绝的选择，从而使其自由表达意思的能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28]参见郑尚元：《社会法的定位和未来》，《中国法学》2003年第5期。[50]冯彦君、张凌竹：《社会救助权的可诉性及其证成》，《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其三，我国宪法对于社会团体的某种忽视也符合中义社会法更多强调国家与个人的相互关系的特点。恩格斯认为：只有能够自由地支配自身、行动和财产并且彼此处于平等地位的人们才能缔结契约。

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公布使我国纵横统一思维受挫。从国际上看，两种运动正在出现汇合的趋势。一般认为，全国人大对法律体系划分的表述借鉴了1999年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的指示成立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研究小组对我国法律体系划分的主张。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广泛认同不是建立在领地谦让上，而是依据共同理论，这恰恰是广义社会法的意义所在。就私法研究而言，1982年7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是在纵横统一思维下建立的部分合同法，这部分合同关系受纵向关系的强烈制约。[23]一些批评广义社会法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目前，社会法界定上的‘第三法域说在我国具有很高的支持率，社会法学者、经济法学者、法理学者、民商法学者中都常见持此论者。

他们将笔者所说的社会称为部分社会，并认为社会法既包括了维护弱者利益的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也包括维护整体社会利益的卫生法、教育法，属于全体社会。当时立法体例的一些设计者认为：社会法的主旨是保护劳动者权益，提供社会保障，对社会弱者予以救济。

在现代化大生产的条件下，合同呈现出规格化、定型化的特点。两者并不矛盾，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

  注释: [1]参见冯彦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法学理论研究》，《当代法学》2013年第3期。纵观早期经济法学理论学说的发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一个随着国家还权于民，逐步退出某些领域，当经济法停留在依赖临摹的阶段，调整范围必然会越来越小。

[10]同前注[1]，冯彦君文。从法律部门看，我国现实立法对社会空间的拓展效果还不够理想，对于弱者的保护过份依赖于国家力量。[34]本文涉及的三位社会法学研究者在同样的官方标签下显示出了认识与偏好的明显不同。冯彦君先生、郑尚元先生之所以要实现学术转轨，用冯先生的话说是为了求得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广泛认同。

[32]冯彦君：《为社会法注入发展理念》，《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2月22日第A04版。[50]无论学者多么费力，如果我们面对现实，就会发现，当我们说社会权是经济弱者对国家行使的权利时，这种说法本身就是苍白的。

消费和环保早已名花有主，这一点冯先生说得比较清楚，如果将社会法定义为第三法域，将产生旳局面是耕别人地荒自家田，与相邻法律部门尤其经济法、环境法也难于实现和平共处与平等对话。在社会生活中，我国的宪法权利往往是通过行政立法来实施的，从扩大学术领地出发，必然走向公权扩张的思维，中义社会法强调国家的积极作为，其实是将早期经济法中纵向关系统帅横向关系的思维扩展到社会法领域，从经济公法走向社会公法，让国家吞没社会。

从郑先生的研究看，其强调自然人基本生活权利保障而衍生的社会关系，[35]应当包括自然人的消费关系与环保关系，但在举例时又清楚地否定了消费和环保这两种关系。[8]在国家的七分法中，全国人大已经将其理解为法律部门的宪法、行政法、刑法与其理解为法域的私法（民法、商法）并列了。

德国学者哈贝马斯主张社会法独立于私法与公法的特征，即在社会福利国家的工业社会中，各种社会关系越来越多，它们无法再用私法或者公法加以分门别类。表面看来，与国家需要干预论、需要国家干预论不同的是，社会权强调的是经济弱者的要求，社会权与传统的以自由权为核心的消极权利相比，是一种需要国家和社会积极予以给付的凸显人之社会性的权利类型。按照谢增毅先生和郑尚元先生的分类方法，前者属于法律部门的研究，后者属于法律理念的研究。在所谓的法律部门与法律理念的冲突中，冯先生的批评主要涉及三组概念，涵盖了社会法研究中的主要争论。

这五部类立法中，刑法作为保障各个法律部门的责任法，是在各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义务被严重违反时才使用的最严厉的救济法，应当独立。分与统两种思维背后是当代社会法研究方向的思考，只有厘清社会视角与国家视角，方能平衡社会法所涉及的各种关系。

弱势一方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做出完全符合本意的表达的，平等虽有其外壳但并无实际内容。[12]学者们观点突然改变背后的逻辑是什么，颇值得我们深究。

[14]同前注[2]，谢鹏程文。（二）学术领地与学术逻辑的冲突 当我国形成了公法、私法、社会法三个带有分特点以及一个具有统传统的法律部类时，自然会涉及到经济法与另三个部类法的相互关系问题，由此引发了社会法与经济法相互关系的讨论。